RMB：1,200,000-2,200,000
拍卖会中国嘉德2022年春季拍卖会
年代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
尺寸D: 20 cm (7 7/8 in.)
“普陀山圆通殿”、“雍正甲寅年（1734年）沈阳唐英敬制”楷书款
来源：
扬州文物商店旧藏；
北京拍卖会，2013年3月31日，lot 1605
著录：
《天物馆藏瓷》第二集，上海天物馆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编，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202-207页
本品乃史上最杰出督陶官唐英，在雍正甲寅年（雍正十二年，1734年）所制，于普陀山圆通殿内敬奉神明之供盘。供盘由承盘及高柱座两部分构成，典雅隽巧，胎骨细腻，造型借鉴融合商周青铜豆及战国时期漆木豆，康熙御窑初见。承盘唇口外撇，斜直壁，内外均施湖水绿釉，并于外侧以蓝彩书“普陀山圆通殿”款。高柱座外施珊瑚红釉，仿朱漆色泽，足胫一侧以金彩书“雍正甲寅（1734年）沈阳唐英敬制”十字单行楷书款。检索公私资料，本品存世仅此一件，且见载于耿宝昌先生《明青瓷器鉴定》文末“表三‘明清瓷器堂名（人名）款一览表’”。按此表记载，款识为“雍正甲寅沈阳唐英敬制、普陀山圆通殿”，器型为“淡绿釉描金高足盘”。唐英（1682-1756），字俊公，号蜗居老人、陶成居士，堂号陶成堂，沈阳人，汉军正白旗。自雍正六年（1728年）佐理窑务，先后榷窑二十余年，是御窑厂历史上督窑时间最长、成就最高的督陶官，督陶所制史称“唐窑”。唐英在景德镇督窑期间监督烧造的器物可分三类：第一类是大宗供御瓷器，每年由唐英监督烧造上供宫廷；第二类是唐英供奉庙宇神明的供器，分两个时期烧造，一为雍正十二年（1734年），一为乾隆五年（1740年）及六年（1741年），均与为家人祈福相关；第三类是唐英自用或为友人订烧作品，见有笔筒、水盂、瓶尊等，落“陶铸”、“陶成堂”、“蜗寄居士”等斋号。本品即为其中第二类，雍正十二年烧制供器。乾隆五年和六年所制皆为青花五供，存世数量相对较多，多见花觚，上海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均有藏，另在2009年拍卖市场见乾隆六年唐英敬制香炉一例，均明确题记供奉时间、地点及神祇。相较之下，雍正十二年唐英所制供器则存世极罕，除本品外，仅见上海博物馆藏一件青花缠枝莲纹灯座，底落“雍正甲寅五月五日沈阳唐英敬制”款，两者造型风格一致，同属目前所知唐窑最早供奉庙宇之器。唐英一生婚姻极为不幸，元配赵氏早逝，续妻马氏亦于雍正八年病逝，幸雍正五年（1727年）纳得可姬为妾，可相依为伴，但终究好景不长，可姬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底有孕，并于雍正十二年七月廿日诞下一子，名曰珠山。然不出五日可姬便撒手人寰，唐英悲痛之余，作《可姬小传》记之。阅其小传，可知可姬原姓张，名不详，唐英于传记中对其评价极高，并因“姬之可者如是”，称其可姬，体现出唐英对其之珍重，北京市东城区出土的唐英所制“可姬埋玉”骨灰罐亦可体现其对可姬的深沉哀思。而唐英于雍正十二年烧造供器恰逢可姬有孕待产之时，便不难想到，此番烧制、供奉正是唐英经历妻妾产子、早逝之痛后，虔诚地想要为家人祈求神灵保佑而进行的。普陀山是世界闻名的佛教圣地，世称观世音菩萨道场，其名载于《华严经》。普陀山圆通殿归属于普济寺，普济寺位于普陀山的灵鹫峰麓，始建于宋代，宋嘉定七年（1214 年），皇帝赐御书“圆通宝殿”匾额，并定于主殿“大圆通殿”中供奉观音菩萨。雍正帝在《御制普陀山普济寺碑文》对普济寺观音之灵验肯定有加，更斥重金修缮，自九年（1731年）九月始，至十一年六月方告成。雍正十一年底至十二年上旬，恰逢可姬有孕待产，普济寺修缮亦已告成，唐英虔诚敬献供奉之物，祈求普陀山最灵验的观音菩萨保佑可姬母子平安，自己家庭圆满，愿望朴素且诚挚。传世所见唐英敬奉庙宇之供器，几乎都为青花，似本品通体色釉者，仅此一例，是研究唐窑私物及唐英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重要密钥。将本品置于几案之上，静静观之，仍可真切感受一代督陶使者唐英对于可姬及其子女的殷切爱护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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