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佛像拍卖

清代藏传佛教的兴起在康熙一朝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早期有孝庄太皇太后的积极参与和推动，后来有哲布尊丹巴的指导与宣传，康熙帝本人就是在这种潜移默化中，由一名非信仰者，变成了虔诚的佛教信徒。对于圣祖信仰变化，康熙三十年以后应当是一个分水岭，除了圣祖对于佛教参与更为积极外，清宫也有一些与藏传佛教有关的标志性的活动出现。
根据圣祖满文朱批奏折透露，约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九月至十一月间，他在第三次亲征噶尔丹的途中，指令清宫养心殿造办处承造铜佛像赐给蒙古贵族。这是有关文献中的第一次出现清代皇帝赐宫廷中佛像的记载。但在文献记载之前，这种制式的康熙无量寿佛宫廷造像已然开始铸造，当时造像规模小而未成为惯例，如国家博物馆藏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铜镀金无量寿佛，其带有明确的纪年，这大概是宫中大量造像的开端，这对于我们研究此类造像提供的宝贵的依据。
另见一尊故宫博物院的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四臂观音，有满、蒙、汉、藏四种文字的题记，汉文为：“大清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温庄康和仁宣弘靖太皇太后虔奉三宝，福庇万灵，自于康熙二十五年，岁次丙寅，恭奉圣谕，不日告成。永念圣祖母仁慈垂佑众生，更赖菩萨感应圣寿无疆云尔。”显然这尊造像便是康熙皇帝为祖母孝庄太后祈福所用。通过和带有明确纪年款的造像比对，再结合文献分析，此类制式与开脸的佛像很可能铸造于康熙二十五-三十五年之间（1686-1696年）。

康熙皇帝开始接触藏传佛教，最早就是受到了作为蒙古族人的祖母孝庄皇太后的影响，孝庄太后是漠南蒙古科尔沁部人，她对藏传佛教信仰颇笃，身旁有自己的喇嘛乃宁活佛为她随侍，既充当上师，又是她的私人医生，深得信任；随后深刻影响到康熙皇帝信仰的，便是喀尔喀蒙古活佛一世哲布尊丹巴(1635-1723)。（图一）
一世哲布尊丹巴是一位著名的艺术家，对藏传佛教造像有造诣，留学西期间将尼泊尔艺术引入尔喀蒙古，形成一个著名的艺术创作时期，其作品以做工精细金明亮、人体比例和谐、肌肤圆润丰满、表情柔和而著称。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葛尔丹进犯喀尔喀蒙古，一世哲布尊丹巴毅然率诸部归附，受到清王朝的妥善安置，他本人也受到康熙帝的青睐。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五月，清军击败尔丹的军队后不久，康熙帝召集内外蒙古各部王公贵族举行了著名的多伦会盟，宣布一世哲布尊丹巴为大喇嘛，主管喀尔喀蒙古的宗教事务，并决定就地建寺一座，亲题寺名“汇宗寺”，作为南迁的喀尔喀蒙古的宗教活动中心和哲布尊丹巴的临时住锡之所。会盟之后，哲布尊丹巴随驾进京，长住京师达十余年，出入宫禁，与康熙帝往来频繁，感情甚笃。据《哲布尊丹巴传》记载：哲布尊丹巴曾为康熙帝传授长寿之秘法、长寿佛之灌顶，并受戒。康熙六十大寿时，《万寿庆典》“称康熙是“无量寿佛现身转宝象金轮于三界，运合地天而并泰大挠之。”即是说康熙大帝乃是无量寿佛的现世化身。
哲布尊丹巴在京十余年，其所带来的扎那巴扎尔风格造像取悦了康熙皇帝兼并四海的雄心壮志，这一时期清宫佛教造像明显受到了这一风格的影响，也代表了清廷根深的愿望。此时康熙时期宫廷造像为供奉与赏赐之用，施造的金铜造像铜质厚重，技艺精良，其中无量寿佛作为主供及康熙皇帝的化身，更是不惜成本，如此尊气势恢宏的清康熙时期的无量寿佛无疑为这一时期宫廷所施造、用以供奉的造像之一。
尊像面相慈和，施禅定印，全跏趺坐于莲台上。戴枝叶繁密的宝冠，缀圆形花瓣状精致耳铛，束发缯带在耳后飘起，托珠为饰，胸前饰三重项链，珠粒精圆匀称，手镯、臂钏、脚镯均精工细作，堪称完美。
所有的花饰部分均嵌各色珠石，衣缘裙边均有细密刻花装饰，其上錾刻有繁密的纹饰，以细致优雅的线条刻画出盛放的莲花、牡丹等各色花卉，这种精致的卷叶蔓纹与盛开的花瓣常见于同时期的官窑瓷器。（图二）
2018年香港苏富比曾拍出一尊鎏金铜无量寿佛坐像（图三），其飘带、缨络造形、垂肩发绺等与本尊极为相类，业内主流观点认为，苏富比这尊无量寿佛是扎纳巴扎尔为康熙皇帝灌长寿顶精心铸造的一尊佛像，可知此类制式为皇家不可为；而其手臂部分金层已磨损，露下层朱漆，与本例现况相似。
造像无论是面容还是肌肤都透露出年青的气息，胸部肌肉丰满圆润，匀称有力，腹肌饱满，腰肢柔和，令人感受到工匠处理铜合金的高超技术同时，彷佛能触摸到年轻的质感和温度。像身比例舒适，手、脚等细部极具写实性，既符合哲布尊丹巴风格佛像的相好标准（可对比扎那巴扎尔阿閦佛造像（图四）），又融汇了汉地的审美观念和传统表现形式。裙裳、帔帛的质感较强，尤其在纹褶的处理上，转折起伏流走自然，颇为洒脱生动。可说是体现了皇家气派的雍容华贵的佛像样式；
莲座正面呈梯形，较为宽大，双层莲瓣饱满宽肥，将整像气势衬托得更加宏伟高大；莲瓣分为双层，里层莲瓣隆起较高，瓣尖装饰三朵卷云纹，纹样立体生动；且里、外层莲瓣两侧边缘均饰有卷草纹，其所著飘带垂落于莲台正面两侧，形成了这一类无量寿独特的样式，此类莲座仅见于刻有年款的康熙御制造像，参见故宫博物院藏康熙二十五年御制铜鎏金四臂观音像（上文），另有同类莲座见2019年中国嘉德拍卖清康熙 御制铜鎏金释迦牟尼佛，极尽装饰之华丽。

此尊莲座背面的如意云头开光自莲座之上凸起，边缘深邃，富立体感，与乾隆朝造像平面的云头开光不同，此为康熙宫廷造像的另一特点，参见纽约佳士得2018年春拍洛克菲勒家族旧藏清康熙御制铜鎏金无量寿佛。
本拍品的铜底板已打开，让我们能更为清晰地看到装脏痕迹以及底座内膛、边缘的「六十」的铭款，为追溯此尊造像源起提供重要线索，根据去年首拍此类“九九”组像的内膛情况，挡板后应装藏经文。同类带有数字款的造像曾经出现于2013年北京保利秋季拍卖编号6119的铜鎏金嵌宝石无量寿佛，铭款为「七十三」；亦可见伦敦苏富比2014年11月5日编号18之御制铜鎏金无量寿佛坐像，底施「七十四」款，伦敦苏富比2012年5月16日编号218之御制铜鎏金无量寿佛坐像，底施「八十七」款，尺寸及装饰手法都十分相近，故可推断本拍品来自成组造像。
关于此组造像之数，根据为康熙皇帝祝寿而在溥仁寺主体殿堂“宝相长新”殿内雕塑的九躯无量寿佛像、及普陀宗乘之庙所供奉的99个琉璃无量寿佛，可知“九”这一数字的重要性。“九”按中国的习俗，就是“九九重天”，高入天极，“九九礼”同时也是清代宫廷最高级别的祝寿贺礼，康熙三十九年、四十九年，适值孝惠章皇太后六旬、七旬圣寿节，康熙帝进献的礼品单中即有“寿礼九九。如六旬庆典时进献“…通天犀，珍珠，汉玉，玛瑙，雕漆，官窑等古玩九九，宋元明画册卷九九，攒香九九，大号手帕九九，小号手帕九九，金九九，银九九，缎九九…”等，故笔者推测，此组铜鎏金无量寿佛钦命铸作初成之时应为“九九”之数。无量寿之身，造以“九九”之数，正合康熙所言：“盖闻遍复含宏者，造化无和之体；民胞物与者，大君宗子之心。古帝王继天运世，保合太和，凡日月照临，声教暨论，必须咸跻寿考。”
本尊为第六十尊，“六”是密宗哲学的世界观，视地、水、火、风、空、识为六大宇宙的一切都由六大组成，故比之其他应更为殊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