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通宝” 和“绍兴元宝”均系南宋高宗赵构绍兴年间（公元1131—1162年）所铸。
“绍兴通宝”面文真书，有旋读和直读两种，据传直读者为高宗御笔。其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及折十钱，其中以小平钱为少见。折五、折十旋读，瘦金体者为珍品。尚有铁钱存世，折二背“利”者为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利州造，另有光背钱。王荫嘉《泉纬丛谈》曰：“绍兴钱乌背者费工，铸额较少。素背钱铜质粗劣，工料俱省，今实物相符。”
“绍兴元宝”有小平，折二，折三铜钱，篆书，楷书成对。小平钱罕见，还有存世及其罕见的折五，折十型旋读大钱，钱文楷书类似“瘦金体”。
南宋第一任皇帝的绍兴通宝与绍兴元宝
南宋第一任皇帝的绍兴通宝与绍兴元宝
宋高宗赵构（公元1107年－1187年），字德基，宋朝第十位皇帝，宋朝南迁第一任皇帝，在位36年。北宋皇帝宋徽宗第九子，宋钦宗之弟，曾被封为“康王”。北宋灭亡后，他逃至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即帝位，改年号为“建炎”。拒绝主战派抗金主张，南逃至临安（今浙江杭州）定都，建立南宋政权。统治期间，赵构在位初期，为了保持江山，迫于形势起用主战派李纲、岳飞、韩世忠等大将抗金，但重用投降派秦桧。他执政中期眼见女真的强势，又为了集权中央、强化皇权，因此采用了求和政策，大部分时间都是重用主和派的黄潜善、汪伯彦、王伦、秦桧等人，并处死岳飞，罢免李纲、张浚、韩世忠等主战派大臣。
从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到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的十余年间，高宗一直辗转在东南沿海各地，躲避金军。他否定了张浚“权都建康，渐图恢复”的建议，南逃至临安定都。东京留守宗泽欲渡河北伐，力劝高宗回汴京坐镇，高宗置之不理，沉迷于偏安一隅。在他逃抵临安后，又为形势所逼，任用岳飞，韩世忠等主战派将领抗金，后却又任用投降派秦桧为宰相，对金以求和为主，一味地屈膝妥协。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金军大举入侵，宋军在反击金军的南下中，取得了顺昌、郾城等役的胜利，岳飞军收复西京（即洛阳），前锋直抵朱仙镇，离汴京仅45里之遥。然而宋高宗却惟恐有碍对金的和议，他与秦桧迫令张俊、杨沂中、岳飞等撤军，完颜宗弼(金兀术)则乘机率重兵进军淮南，形成大军压境之势。为了彻底求和，高宗召韩世忠、张浚、岳飞三大将入朝，明升官职，实解兵权。同时还撤销了专为对金作战而设置的三个宣抚司。不久，更诬陷、冤杀了岳飞，以割地、纳贡、称臣的屈辱条件于公元1141年与金国订立了“绍兴和议”。
“绍兴和议”的主要内容是：
1．南宋向金国称臣，金国册封宋康王赵构为南宋皇；
2．每逢金国皇帝生日及元旦，南宋均须遣使称贺，并进贡巨额贺礼；
3．南宋每年要向金国缴纳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从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开始，每年春季送至泗州交纳；
4．重新划定宋金疆界，秦岭－－淮河以北的原北宋辖区全部归金国所有。南宋与金国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南宋割让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州）二州及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之大半给金国；
5．金国放回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归还宋徽宗和郑皇后的梓棺。
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9月，金废帝完颜亮撕毁和议，再次大举南侵。在采石矶（今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为虞允文统帅的宋军所击败，使南宋再次转危为安。不过高宗屈辱求苟安的国策遭到了军民的强烈反对，而使他的统治难以继续维持，高宗和宰相陈康伯等商议后，以年老厌烦政务和想以“淡泊为心，颐神养志”为借口，在次年6月宣布退位，禅位于太子赵昚(shèn)，自称太上皇，退居德寿宫。
宋金议和后，秦桧依仗金人“不许以无罪去首相”的规定（《朱文公文集》卷95张浚行状，《四朝闻见录》乙集《吴云壑》，《鹤林玉露》甲编卷5《格天阁》） ，稳当终身宰相，独揽南宋朝政大权。 在专权期间，秦桧甘当奸细、卖国求荣、残害忠良、结党营私、独断专行、徇私舞弊、迫害异己、贪污受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想方设法地榨取民脂民膏，还大兴文字狱，进行严酷的舆论管制以粉饰“太平”。为了媚奉金国主子，秦桧及其党羽想方设法地榨取民脂民膏，不断地增加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自桧再相，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使人民背上了沉重的经济枷锁。
宋高宗、秦桧为了媚奉敌国，讨好金人，对于绍兴和议中所规定的“岁币”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都如期交纳。而且南宋交纳“岁币”时，还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金国皇帝还经常派人来索取“金珠靸工之类”，宋高宗、秦桧亦“令有司悉与”。甚至有些珍稀动物，如“白面猢孙及鹦鹉、孔雀、狮子猫儿”之类，只要金人有所索求，宋高宗、秦桧均令“搜访与之。
由于每年都要贡纳巨额的岁币给金国，加上南宋君臣过着纸醉金迷的奢侈腐朽生活，频繁地“上下宴安”，以“钱塘为乐国”，挥霍无度，其结果必然是要加重南宋人民的负担。绍兴十二年（1142），经秦桧提议，宋高宗下诏，命南宋各地常平司卖官田时要租佃人“增租三分，如不愿增者，许人刬佃”。在过去战争期间，南宋朝廷曾以“济军用”为名，向人民“预借赋税”，就是暂时增加部分税收，但是战争结束后，原先增加的赋税没有减免，而且还大幅度提高税率，老百姓需要缴纳的赋税数额反而更多了。“预借之税，今尚未免，且预借之弊，折纳太重，近于重敛”。有些州县在折纳税绢时，甚至“每匹有至十千者，民不堪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4）。在各地，还增加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两浙州县的老百姓则要缴纳绵、绸、税绢、茶捐、杂钱、白米六色，和别科米麦，“有一亩地纳四五斗者”，京西地区，根括隐田，“增添租米，加重于旧”，湖南“有土户钱、折托钱、醋息钱、麹引钱，各色不一”。秦桧还令各地，“间乞（益蜀）免，理宜禁绝。”(《文献通考》卷5)
贪官污吏们征收赋税时，则强迫南宋人民“合零就整钱，如绵一钱令纳一两，绢一寸令纳一尺之类，是正税一分，阴取其九”（《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4）。甚至，当时各地都是“官收一岁之赋，而民输两倍之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0）。 由此可见，秦桧当政期间，南宋百姓的境况是何等悲惨！
由于秦桧专权期间的黑暗统治，南宋百姓纷纷起来反抗。当时福建各地的农民起义，就有“数十百部，部数千至数十百人”；有管天下、伍黑龙、卓和尚、何白旗．满小红、朱明领导的义军。还有宣州(安徽宣城县)的摩尼教徒在俞—的领导的起义，而当时宣州知州正是秦桧之弟秦梓。此外，还有江西刘花、何花等人发起的大起义，起义波及广东的循州、梅州、潮州、惠州等地。接着，海南岛的“琼、崖、詹、万四州”百姓、浙江台州地区的百姓，江西传州的摩尼教徒，福建建州颐宁县的饥民，浙江衡州的饥民，江西吉州地区的农民，都纷纷揭竿而起，杀富济贫，屡挫官军。
高宗在位期间，由于对外的巨额岁贡、统治集团的腐败荒淫、以及应对国内的农民起义，财政开支巨大，为了弥补财政不足，除了向人民增加巨额税赋，更加直接的办法就是发行虚值大钱，收剐社会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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