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元年（1912），成都造币厂开铸四种银币，一元币重七钱二分、五角币重三钱六分、二角币重一钱四分四厘、一角币重七分二厘。当年共铸二百九十余万元。其中各种角币约一十一万元。此后“一角、二角的银币完全停铸，只铸五角币”。故一、二角银币当时在市面流通很少，现更其难觅。
民国二年（1913），川督胡景伊为镇压熊克武在川发动的二次讨袁革命，军需孔急而大肆鼓铸汉字川版银元，至民国四年陈宦入川时止，共铸一千三百余万元，其中仅有五万余元五角币。民国六年（1917）罗佩金、戴戡主持川政时，又完全停铸五角银币，只铸一元者。
根据《国币条例》规定，一元银币主币其成色为银九铜一，而银辅币为银七铜三。为防止辅币过多，有损币信，同时又规定，辅币之铸造量应限制在主币的百分之二十之内。民国十一年（1922）年，刘存勋主川时，为求铸造余利，则反其道而行之，公然违反《国币条例》，加大五角银辅币铸造比例。“当年鼓铸一元银元约二百八十万左右，而鼓铸的五角银币达八十三万余元”，几乎为主币的三分之一。民国十三年（1924），杨森任四川军务督理，为扩军筹饷，竟下令造币厂停铸一元银币，只铸五角银币。
民国十四年（1925）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三军联合逐走杨森，进入成都后，邓锡侯接管造币厂，即步杨森后尘，全铸半元银币。由于邓锡侯独占造币厂，引起刘文辉不满。刘遂收买造币厂制模工匠，为其雕模，在其防区雅安开铸银币。川中军阀尽皆仿效，刘部旅长刘元塘在会理、邓部李家钰在成都忠烈祠、城隍庙及遂宁防区、谢德勘在成都外南倒桑树街、罗泽洲在顺庆、邓国璋在郫县、黄逸民在灌县、扬荣向在金堂、陈书农在合川、田部何瞻如在安县、曾南夫在三桥南街纷纷开厂铸币。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川中军阀铸币之所多达28处。其铸皆五角币，且成色低下，含银竟有低至3-5成者。故四川民间为区别之，称前成都造币厂所铸五角币为“厂版”，称各地军阀设厂所铸五角币为“杂版”。
四川军政府造银币略谈
由于军阀私铸滥造，致使川中币制大乱。因各地所铸之银币成色不一，在流通中需对其含银高低进行鉴别，大大造成了经济活动中的严重困难。据《成都文史资料》记载，当时成都安乐寺（银钱总市）上，川铸大洋壹圆（汉字版），四笔横写的全字旁高于金字旁；双须高于无须。五角币厂版高于杂版；厂版又分尖花、圆花、以及圆字开口、角字出足等名目。
低成色杂版五角币泛滥成灾，成都金融紊乱达于极点。成色较高之一元币大多隐匿不出，而厂版五角作九折、杂版五角作八折行使。且各地之折率不一，波伏较大。民国十六年（1927），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在其防区擅自规定杂版作五折使用。故大量杂版涌入尚将杂版以八折行使之成都，引起人心惶惶，市场一片混乱，从而激起了一场杂版风潮。商民惊恐，交易停止，店铺关门，形成罢市。四川民间文人刘师亮即有一联以讽之：“半元生洋破、烂、哑；三个死人邓、田、刘！”
民国十七年（1928），杂版在市面仅以二折行使，完全跌致原材料价值之下。各地军阀私铸半元杂版已无利可图。故又回收杂版提取白银 ，改铸一元大洋。历时一年半之久的杂版风潮渐息。但川中军阀大小造币厂铸造壹圆川板仍贯其始终。四川军政府壹圆银币，因其铸主众多，铸期较长，再加铸造期间换模修版等原故，现存于世者版别极其繁杂，当在百种以上。
在我国发行的近千种老银币中，有一种图案非常别致、中央有一个很大的篆书“汉”字，这就是价廉物美的“四川军政府大汉银币”。
1911年5月，腐败的清政府假借铁路国有化名义，将民办川汉、粤汉筑路权出让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激起全国各地人民的反对，四川省反响尤为强烈，数十万人参加了保路同志军。武昌起义后，各省先后宣布独立，保路军包围了成都。赵尔丰控制不住四川的局面，只得将政权交给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人蒲殿俊等立宪派人士。于是，四川省也宣告独立，成立了“大汉四川军政府”，并接管成都造币分厂。为扩充军需，铸造发行了这种“汉”字银币。
这种“汉”字银币有壹元、伍角、二角、一角四种币值。“壹元”银元正面图案中央是一个很大的篆书“汉”字，代表了新政府“大汉”的意思，具有反清意义。“汉”字周围有18个小圆圈，象征着当年响应辛亥革命的十八个省，两侧有四瓣花星，上方有“中华民国元年”六字；背面图案中央是一朵精美的芙蓉花，象征蓉城成都；花的四周环有“四川银币”四字，上方是“军政府造”四字，下方是面额“壹圆”字样，两侧仍有四瓣花星。壹圆币的重量比一般“袁大头”、“船洋”、“龙洋”银币轻，仅为25.5克，成色不足75％，伍角、二角、一角币的成色则更逊色一些。
目前，我国国内邮币卡市场上还能见到这种四川军政府“汉”字银币出售，壹圆与伍角币的存世量较多，仅售185余元∕枚，一角和二角币的存世量要少一些，一角币市价约450元∕枚，二角币市价约600元∕枚。在我国发行的上千种老银币中，这四枚一套的“汉”字银币的售价应该说是很低的，其价格已滞涨多时，集币爱好者可根据情况趁低吸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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